等张博明走了，景语兰方才发现房间里就剩两个人了，她的思维还处于2000元稿费的震惊中，此刻没话找话的问：“你给科学画报写了什么文章，这么高的稿费？”
“一篇科普文章，名字叫《生物圈》，有好几万字，所以稿费比较高。”杨锐将稿费通知单和存折收好，以后能不能继续吃肉还得看它们的。西捷工厂给的钱虽多，却不方便暴露出来，再者，中国人在香港注册公司，合法不合法也是两说，透出来都是麻烦。
“你这里有《科学画报》吗？我看看。”景语兰现在也不好就此离开，不如找件事来做。
杨锐点头，从书柜里翻出几本《科学画报》。他在写文章以前买了本《科学画报》看文章风格，以后又买了两本，之后就再没有看过了。和后世的科幻小说相比，80年代的科学画报实在不够先进。
景语兰是学文的女孩子，只看文学不看科学，倒也读的津津有味。《生物圈》的切入点非常好，又是正发生在外国的事，杨锐的这篇科普文章能登上全国性的杂志，可读性自然不弱。
该杂志甚至还有向杨锐约稿，可惜他当时已经赚到了第一桶金，开始筹备发表论文，也就没有时间捣鼓小说了。
和生物实验以及论文比起来，杨锐远远谈不上擅长小说，付出的精力和时间小说也更多，根本是碰都不想碰了。
景语兰却看的有趣，时不时的问上两句，有中文有英文，杨锐则通通用英文回答。
看到中段，景语兰还对美国人做的生物圈二号有了兴趣，让杨锐用英语给她解释什么是“模拟地球环境的微型人工生态循环系统”。
对于此类专业英语，杨锐可比日常对话还擅长，一口气就吐出大量的专业名词。
景语兰瞬间惊呆，过了一阵才叹服道：“你查了不少书吧？当时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挺不容易吧。”
“还好吧，你问的正好是我擅长的部分。”杨锐半真半假的道：“我从小喜欢生物，看生物论文之类的，备了不少生物相关的单词。这篇文章也是先看了外国的论文，再写出来的。”
“怪不得能在《科学画报》上发表。”景语兰对此还是挺佩服的。
《科学画报》在中国的发行量每期有100多万份，这是个相当恐怖的数字，粗略估计，每期至少有上千万人看它。此数据要到2005年以后，才会被重新打破，而在90年代，国内最好的杂志也不过卖十万份而已，许多杂志社因此而倒闭。
张博明也是因此黯然离开的。作为一名文艺青年，《科学画报》的分量是相当重的，80年代的杂志对人们思维的影响，对人们时间的占用，对人们信息渠道的占有，是前所未有的，每天投寄给他们的文章亦是汗牛充栋，能够脱颖而出，的确很不容易。
《生物圈》虽然有杨锐过去的经验，却是完全由他自己撰写的。
说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杨锐也是颇为骄傲。
景语兰重新刷新了对杨锐的观感，两人谈论的问题也慢慢深入。
到一锅羊肉熟透的时候，杨锐对景语兰的了解已增进两倍由于。
“咱们就在炉子边吃吧，反正就这一道菜。”杨锐掐着时间，将铝锅的盖子打开，放了盐，又搅和一通，笑道：“好像是成功了，咱们一边吃一边聊天，当是炉边谈话了。”
“罗斯福的炉边谈话？”景语兰眼神一亮。
“是。”
“你知道炉边谈话，你从哪里看到的？”
“哪里都能看到吧。”杨锐回答的小心翼翼。
景语兰果然摇头，道：“现在英文系的学生，知道炉边谈话的都没几个人，不少人还以为资本主义就是一成不变的呢。”
“哪有什么主义是一成不变，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癌细胞倒是有可能万岁万岁万万岁，生物体系和政治体系，都不可能。”杨锐失笑的同时，转移了话题。
景语兰的注意力也不在杨锐如何获取信息的，颔首道：“说的对。政治体系不可能一成不变，罗斯福的炉边谈话就是一次明证，听他前七次炉边谈话，谈的都是新政，是社会、工业和劳工的问题，当然，还有他一直强调的救济和复兴，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靠拢的改革……我认为，现在的中国社会，最需要谈的也是社会、工业和工人问题……”
她显然对此问题有深入的思考，杨锐也不打扰，就让她自说自话。
说话，在某些时候也是理顺思路的方式。
景语兰说不定能就此发表一篇重量级的论文呢。
杨锐倒不担心她说错话什么的。自80年代开始，因言获罪与学术界的关系就不大了，学者以论文的形式探讨意识形态或者社会经济，差不多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倒是大众媒体，一旦转载了某些文章或节选，往往引起轩然大波。
现实是，一些普通人根本忍受不了的言论，在学术界却连偏激都算不得。
不过，自由的代价向来如此。你要言论自由，你就要忍受青少年看《花花公子》，你要回到石器时代，你就要忍受9岁的儿子当众野合，11岁的女儿生儿育女。
一边说让人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一边要求限制和封杀“****色情”，那不是自由，是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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