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陷阱，一个很显然的陷阱，但是一个人如果无路可走的话，那么陷阱反倒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对象。
“但是，如果要把受害者诱入到死的圈套，那就要尽可能采取对方只有一个人的机会行事，这是凶手的必然心理。然而，你看，这次事件，猎物的旁边，百分之九十九点九跟着一个人。试问，为什么不在被害者在这之前还是单身汉、对凶手有许多可乘之机的方便时间下手呢？”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诗学》里有一段很精彩的话，他劝诗人在运用材料时，与其使用那显然不合理的事实或很偶然的事实，不如使用那显然合理但未必会发生的事实。
举一个显浅的例子说：假如有一个暴发户，他很“乐意帮助”穷人，又懂得“欣赏”艺术，那么如果你写一部关于暴发户的小说，你应不应该把这个例子写进去呢？ 我以为不应该，因为纵许有这么一个暴发户，也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不能作为一个典型的。
“是的，如果按照你的新计划行动，那我们就没必要留在这儿了；我们要做的只不过是利用一下给我们设下的陷阱，这样就能偷袭阿帕奇人了。”
当然，这也可能是陷阱。例如是警察设下的圈套，只要长峰一过去，就会发现有大批警力在等待着。不过他觉得这个可能性很低，如果要设陷阱的话，应该会通知他更详尽的地址，只说是刚倒闭的民宿，实在太笼统了。
伪装掩饰有三大好处：第一是麻痹对手，然后出其不意地获胜。 因为一个人的意向如果公开，那就等于是拉响唤醒敌人的警报。 第二是为自己留一个安全的退路。
因为一个人要是说明了自己的意图，就有可能束缚了自己，那样的话，那么他只能一干到底，要么就会被人打倒。 第三是可以有较好的机会来看破别人的心思。 因为一个人一旦暴露了自己，别人是不会公开反对他的；他们会干脆让他继续暴露下去，而把他们自己语言的自由变为心里的放肆。
我这样命令仆人，是有我的考虑的。 我对苦行僧已经产生了某种猜疑。 在他最后一次讲话以后，我就坚信，他的虔诚面孔只是一个假面具。
苦行僧有许多优秀的人，但中间或多或少可能有伪君子，而他这样伪装自己，就不仅仅是个伪君子的问题，而是个危险人物了。
但我觉得，他倒不一定直接对我构成危险，他有什么理由这样做呢？ 如果他对我是一个危险，那我就有必要多加小心了。 另外，对付这样一个老者，我还有足够的把握。
首先，你去了法庭，这是你的第一个举动，而那样做其实是没有必要的。
其次，你在法庭上申辩时的表现，这是你的第二个举动。最后，事情变得那么滑稽可笑，我们落到这种地步，似乎由于我们胆小怕事而丧失挽救你的机会，但实际上只要我们还有点用，这样做极为可能，也是切实可行的。
“但是，这种圈套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即那个拉绳子的人只能是在三楼的暗室里边，因而凶手是谁就了若指掌了。
从这个定义可以推论出，一个人如果没有把他并无义务讲出来的真相讲出来就不是说谎；但是如果一个人在同样的情况下不仅不把真相讲出来，反而讲了它的反面，那么他算是说谎呢还是没说谎？
按照那个定义，我们不能说他是说谎。 因为如果他给一个人一块赝币，但是他并不欠这个人的账，那么他当然是骗了他，但并没有诈骗他的钱财。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研究，而这两个问题都很重要。 第一，在什么时候，又是在什么情况下，人们应该向别人讲出真相，因为人们并不总是有义务这样做的。
这不是脑洞，答主是说，为了一个实现某个听起来很好的目的而不择手段，其结果很可能是灾难性的。已经是一个前例了，答主的这种思路也可能会重蹈覆辙。目标固然重要，然而手段也很重要。
是恶的，是因为他用恶的手段去实现一个被很多人看起来是好的目标；同样，为了所谓的和平可以做出杀死婴儿这样的恶，难道就不能做其他恶吗？后知后觉，穿越者也许还要厉害！
于是，有许多的人，其中不乏一些具有非常强大的智慧，看出了这一点，但是毫无例外的，最终都会坠入到林宗的陷阱之中去。
福尔赛家有喜庆，那些有资格去参加的人都看见了中上阶层人家那种既可迷乱人心，又富教育意义的兴盛气象。
可是，在这些荣幸的人里面，一个具有心理分析能力的人（这种能力毫无金钱价值，正是福尔赛家人所忽视的），就会看出这些场面不只是表面好看，也联系着一个没有被人注意到的问题。
再说清楚一点，他可以从这家族的集会里找到它之所以成为社会上有力组成部分的证据，很显然的，这就是社会的一张缩影。
这一家族的这一房和那一房彼此间都没有好感，任何三个人中间都不存在应有的同情，然而在这里他却可以找到那种神秘的极其坚固的凝聚力。
有许多人在那场灾祸中被伤残了，但有许多人却由此受到特殊的、像钢铁受到烈火一样的锻炼，而更加显露出他刚毅锐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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