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从璟在攻打鄄城时，曾让林英率领千骑停驻在濮阳城外，濮阳城中的银枪效节虽说经由一败，已无多少战力，但作为大军后方，却是无论如何也要注意的。当然，局外人不知晓的，这千骑除却防备濮阳城，为大军保障后方，还有一项更为紧要的任务。
这个任务，便是监视汴州。
据李嗣源所言，汴州驻军同样属于骄兵悍将，只不过程度比之天雄、银枪效节有所不如，李从璟考虑到此番东行动静不小，牵涉面广，因此不得不谨慎对待。
最终结果是汴州驻军并无异动。
至冬十一月中旬，包括滑、濮二州在内，遭受夏秋水、蝗之灾的州县，秦王府都已巡查完毕。比之滑、濮二州，其他州县或者灾害较轻，或者官吏贪赃枉法不甚严重，但无一例外再无公然抗拒之事，秦王府对这些地方处理起来也再没出现出大波折。
值得一提的是，李从璟对滑、濮二州处置甚严，但对其他州县，却显得很宽松，并未大动干戈，即使有官吏失职之处，也只是斥责、警告，再由秦王府官吏监督，要求州县官吏加紧处理灾情，着手灾区重建。
滑、濮二州的官僚系统崩坏过半，出现大量官吏缺额，朝廷的速度很快，在任圜、冯道、李琪等人的运作下，新任官吏很快到达地方，融入到政事处理当中。由此，奔波逾月不得好生歇息的秦王府众官吏，才得以喘上一口气。
腊月，趁着年关未至，李从璟发动灾区官民忙碌得热火朝天，希望在来年春耕之前，将田地修整出来，以求不影响来年粮食种收。蝗灾区尚好一些，耕田、水利设施没什么损坏，水灾区则基本要重修田地、灌溉设置，好在秦王府并不缺能吏，流民重建家园的热情也很高。
李从璟有意改造滑、濮州二州，将其作为试验田，建设成新政的榜样，所以这番仍旧有许多事情要做。
“新政是什么？”顶着寒风，行走在田舍间，李从璟身上的盘龙异文袍已沾满了泥，他在路边停下来，脚在一块石头上蹭下鞋底的泥块，手指四荒，对身边的秦王府官吏朗声道：“长史曾问孤，何为新政？孤这些时日也在思索，新政是什么？”
“天下事，不出士农工商兵五类，不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四者。数月以来，我等走遍数州二十余县，遍访民情，查勘地方，且不言新政二字，就说这士农工商兵五者，如何革除时弊，今日我等便在此论上一论。”
寻了块石头坐下，也不在乎石块冰凉，李从璟示意众人随意找地方坐，就在冷风中对莫离道：“大争之世，以军争为先，长史不妨先说。”
在座都是李从璟心腹，毋须讳言，莫离拿折扇敲打手心，当仁不让道：“纵观时局，军事之弊，弊在两处。一者，骄兵悍将；二者，藩镇军权。此番破长剑、走天雄、诛银枪效节，天下震慑，骄兵悍将之事，十去其六，往后只需恩威并重，逐步化解即可。然要消减藩镇军权，使天下军权集中于朝廷，尚需时日。”
“削藩之事，在缓不在急，在隐不在显。离有两策，以献殿下。其一，刺史领兵，以州军掣肘镇军，以刺史军权分节帅军权；其二，选天下藩镇军之精锐将士，入调京畿，重组侍卫亲军和六军，以中央集权，分地方重权。如是，地方节度使、观察使、防御使军权既减，自可逐步收拢政权。”
刺史领兵并非空穴来风，当世也有刺史领兵者，只不过数量很少罢了。安史之乱后，地方藩镇累日增多，藩镇权势日益提升，为掣肘节度使，以刺史领兵分化节度使军权，本就是朝廷政策。
只不过随着形势渐乱，才导致节度使权势愈发不受控制，尤其是黄巢之乱后，刺史几无领兵之权。如今莫离重提旧事，乃是有章可循。至于拣选地方军精锐为禁军，强干弱枝，这就跟周、宋之策不谋而合了。
这样的策论李从璟自然是认同的，王朴却有话要说，他道：“集天下精锐于京畿之地，日费巨大，养军之资从何而来？”
李嗣源刚继位，就颁布诏令，让各军就近取食，目的就是为了节约军费。莫离提议在京畿养兵，可谓与李嗣源此令宗旨大相径庭。镇军在地方就食，与集中在中央就食，很大一项区别就在于，前者可以免去运粮的损耗。
王朴接着道：“运粮进京，首推漕运。漕运之事，无非南粮北运，东粮西运。如今江淮陷于吴国，南粮北运自是无望，只剩东粮西运，然则漕运之粮，向来六分损于路途，以当前局势，且不说地方有多少粮食可运往京畿，便是这路途损耗，以眼下朝廷之情况，也万万承担不起。”
王朴说的是大实话，莫离却不以为然，洒然道：“漕运之粮六分损于路途，乃是都城尚在长安之时，彼时漕运粮食需得经过黄河，路有壶口大瀑布，不得不转运，如此不仅路途甚远，官吏贪墨也甚多。如今都城在洛阳，路程大为缩减，也无转运之忧，损耗自可大为降低。”
长安位处八百里秦川腹心，虽然如此，仍旧供养不起长安百万百姓，加之漕运要经过黄河几字型大弯处，路途远不说，尤其是转运，损耗甚大，高宗后唐庭立洛阳为东都，渐重东都，这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之前杨广修大运河，为的就是方便江淮粮食运往京畿。莫离这话倒也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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